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题研讨国家文化建设问题，并通过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可以说，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决定着社会主义文化能否实现大发展大繁荣，决定着我国能否成为文化强国，也决定着中国能否真正崛起。那么，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关键点与突破口在哪呢？

　　文化体制问题的背后一定是陈旧的文化理论的禁锢

　　我们知道，制度是具象化了的价值文化，一个制度体系的背后离不开作为国家核心思想与治国理念的理论的支撑。我们之所以要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是因为这套文化管理制度体系是上世纪50年代基于意识形态与计划经济思维而设计并形成的，它已经完全不适应市场经济环境下国家的文化发展。十六大以后，我们党对文化的认识有了重大突破，认为文化不仅具有意识形态属性，还具有商品的属性。文化理论的突破带来的是改革的顺利推进。根据文化的双重属性理论，我们确定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分离、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的“二分法”改革方案。八年的文化体制改革，政府基本理顺了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实现了从“办文化”到“管文化”的转型；通过集中扶持“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初步建立起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人民群众的公共文化权益有了基本保障；通过为文化企业松绑、降低准入门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加强对产业的引导扶持，使得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并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比较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改革的成败得失，我们发现一个规律：改革的成功有赖于对现有重大文化理论问题的反思与突破，有赖于思想解放，破除文化领域的思想禁锢。文化落后的背后一定是文化体制有问题，而文化体制问题的背后一定是陈旧的文化理论的禁锢。当前，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关键点与突破口就在于此。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解放思想，破除文化领域里的思想禁锢

　　现阶段文化领域有哪些思想禁区？是否还存在当年诸如“意识形态属性是文化的唯一属性”这样阻碍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大文化理论问题？问题的破解必须从对存在的问题的深入反思入手。

　　虽然近年来我国文化建设大踏步前行，特别是我省通过文化体制改革以及实施文化大省、文化强省战略，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现代文化传播体系以及全面提升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文化实力并不强，对世界文化发展还说不上有多大的影响。我们的文化产业才刚刚起步，基本上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我们的文化企业还很弱小，以出版业为例，全国500多家出版社的收入总和，不及德国贝塔斯曼集团一家的年收入。当美国频频以巨大的贸易逆差向中国发难之时，我们却默默承受着一边倒的文化贸易逆差之痛。若论文化影响力，差距更大。

　　我们还应该清醒看到，我们的精英文化不发达，缺少属于我们时代的文化大师。我们的文化还遭遇严重的信用缺失、道德滑坡、信仰危机。据人民日报环球网调查，超过八成的受访者认为相比于十年前，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有很大倒退”。而信用缺失、道德滑坡的背后正是文化灵魂失落、信仰危机的反映。

　　造成以上文化发展问题与困境的根本原因是文化还没有从政治、经济的附庸、工具地位中独立出来，没有回归到以文化为中心的中华文化传统轨道。根深蒂固的文化意识形态思维，使得文化内容创造与生产的层层审批制度难以有实质的改革；对文化资源的垄断，严重削弱了文化生产力。过去长期以来主流思想对“忠孝仁爱，礼仪廉耻”等传统价值观的批判，庸俗唯物主义对国民传统信仰的压制，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共产主义信仰的大面积萎缩，以及市场经济初级阶段以金钱至上为标志的功利主义的泛滥，造成国人严重的信仰危机与道德滑坡。几十年的政治风雨，严重破坏了学者应有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环境，缺少思想自由，缺少“异端邪说”对主流思想、主流学术观点的质疑与突破，这样的学术怎么有真知灼见？缺少真知灼见的学术怎么有影响力？没有影响力的学者又怎么能成为大师？

　　不继续破除这些严重阻碍文化发展的旧思想、旧理论，文化体制改革就难以深化，文化强国、文化强省就难以实现，中国也就难以真正崛起。我们必须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气概，解放思想，打破文化领域的思想禁区，才能取得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质性的突破与进展，才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