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史书记载和考古发掘，从新晃、辰溪、澧县等地发现的旧石器遗址证明，距今5至10万年前，在湖南各处的河谷、坡地就有原始人群生息繁衍。从石门、澧县、湘乡、泸溪等县900多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证实，在8000-9000年以前，洞庭湖周围湘中、湘西等地的先民们，就进入了以原始农业和家畜饲养经济为主的定居生活。 湖南在夏商周时期(约公元前21世纪至11世纪)，经济生活有了进步，社会进入奴隶制时代，全省1500多处商周文化遗址的发掘比较系统地勾勒出祖先开拓荒野的进程。 在春秋、战国时(公元前770年至221年)，湖南为楚国地，是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从发掘的3000余座楚墓中，数以万计的铁器、钢剑、漆器、青铜器、琉璃品、丝织品、天平和法码、帛画、毛笔、竹筒等珍贵文物，说明本地社会已经进入封建地主制时期。秦统一中国后(公元前221年)，在湖南设置了长沙郡和黔中郡。 西汉时(公元前202年至公元8年)除置桂阳、武陵、零陵三郡外，还设立了长沙国。在唐代(618年至907年)，湖南地区分属于江南西道、山南东道和黔中道，到公元764年，在这里设置“湖南观察使”衙署，“湖南”名称由此而始，湖南经济也有了较快发展。湖南稻米每年转运国都长安，茶叶开始为重要经济作物，手工业中以烧瓷最为发达，品种繁多，装饰精美，尤以釉下彩绘，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创造。 在宋、元、明、清(前期)各朝代(960年至1840年)，湖南经济、文化和社会又有了进一步发展。 在宋代(960年至1279年)，苎麻和棉花的栽培及手工纺织，成为农村经济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从《宋史•食货志》中，就有关湖南金、银、铜、铅、锡等数百处矿冶的记载。文化事业空前活跃，长沙岳麓书院名列全国四大著名书院之一。还有衡阳石鼓书院等，也影响甚广。 经元(1271年至1368年)至明代(1368年至1644年)，从《大明天下一统志》等志书的记载看，湖南从明代始已基本奠定了直到鸦片战争前夕社会生活的主要格局，即：城镇分布大体定型，城内城外已有比较严格的行政管理制度；农业和手工业的主要物产已与日后相差无几；洞庭湖周围各府县修筑起一道长达数里至数十里的堤防，基本保障了农田的生产，使这里成为中国有名的粮仓。这时，湖南谷米在国内粮食供应中已跃居第一，“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广为流传。 清代自康熙3年(1664年)起，湖南行省正式辟置。雍正2年(公元1724年)，将原专治苗疆军务的偏沅巡抚迁至长沙，改称湖南巡抚，成为全省最高军事、行政长官，下辖4道、9府、4州、5厅和77个县级单位。经过康、雍时期两次大规模的“改土归流”，阻碍社会进步的湘西土司制度被取消，湖南境域从此正式确定。粮食生产在全国的地位进一步上升，有大量谷米外运，但随着封建地主对土地的兼并日益加剧，人民生活日益贫困。手工业中除遍及农村的家庭纺织业外，矿冶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也更见重要。如新化锡矿山、常宁水口以及郴州的某些矿山，都聚集了上千的工人。根据清代湖南矿冶业产的目的、规模、组织形式及劳动者与雇主的关系，可以判断当时已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日益腐朽的封建制度，严重地阻碍湖南社会的进步，清王朝残酷的压迫剥削，激起湖南人民不断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