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革命家律己风范三谈(二)

———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点滴回忆

(党的文献2011年第2期 特约记者)文　敬　王　薇

二

    毛泽东告诫身边的人:不要以为跟在他身边,就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要打他的旗号。吴连登(毛泽东生活管理员):主席这一生,公家的就是公家的,从来不占公家便宜。记得处理刘青山和张子善时,主席看了他们的文件,沉思半天,说:新中国刚刚建立,他们也是一路红小鬼过来的,现在居然搞贪污腐败,变了。为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要严肃认真地处理这件事。主席批示完,把文件退给秘书的时候,还讲了一句:要下这种决心,首先自己屁股必须干净。

    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非常严格。有一次他在中南海办公室搞整风,发现很多问题,主要是少数工作人员占小便宜,要地方上的土特产等。主席很重视这个事情,说:凡是占了便宜的,一律沿路给各省退赔。但是经济上的退赔,不让你们个人负担,全部由我的稿费里出。主席还说:你们这些人,不要以为跟在我身边,就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们不要打我的旗号。周福明(毛泽东理发师):有一次,陕西送来一些小米,报告主席后,他告诉秘书:写一封信,加倍付钱。还让转告地方领导,现在不需要,需要时会派人采购,不要再送了。以后谁还敢再送?所以据我了解,主席没有白吃过人家一点东西。

    曾　文(毛泽东卫士):我们跟随主席到地方考察和休养的时候,他总是要求我们不抽当地的烟,不吃当地的水果。水果不吃不就烂了吗?他说:烂了你也别吃,放烂了就烂一次,如果你吃了,他们又给你拿上来。主席总的思想是减少经费,不要搞特殊化,不要增加地方的负担。周恩来一贯拒收地方礼,还曾提议中央发出通报,严禁地方向中央送礼的不正之风。

    吴庆彤(原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一生两袖清风,从来不收任何形式的礼物。有两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1961年春节前后,天津市静海县县委书记和县长带着三万斤鱼到北京,当时国务院办公厅的人接待了他们。他们说明来意:现在国家经济困难,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吃不上鱼,他们那里产鱼,带来了三万斤,送给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这个事我无权决定,就报告了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习仲勋请示总理,总理指示了两条:第一条,告诉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在困难时期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应当与群众同甘共苦,不能搞特殊;第二条,请北京市商业局收购这三万斤鱼,然后投放市场,卖给群众。不久,青海省又要送给中央一列车青海湖产的鳇鱼,总理知道后马上给青海省打电话,制止了这个行动。后来中央发了一个通报,严禁这种不正之风。

    赵行杰(周恩来卫士):总理到地方上考察时,总是首先交代地方的陪同同志,生活上一定不要浪费,不要搞什么大鱼大肉,鸡蛋也不要搞。记得有一年去杭州,当地农场里种有当时北方吃不到的荷兰豆。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们硬塞给我们大概四五斤荷兰豆,我拒绝了,说:这绝对不行,现在给我放车上,回去我没法交代。结果到北京以后,发现这些荷兰豆还是给送到飞机上了。到家后,趁总理正面对窗户吃饭,我悄悄地从沙发后边把它送到厨房。我从厨房回来时被总理叫住了,他说:过来过来,你刚才拿的什么东西?我吞吞吐吐,也不敢说瞎话,就讲了讲事情的过程。他生气了,说:过去跟你们讲过,不准收人家任何东西,你们不听。你去把那东西称一称,到市场上打问打问价钱,照价把钱付回去。最后我们还是按价把钱给杭州汇去了。

    高振普(周恩来卫士):记得有一年总理陪法国总统蓬皮杜到杭州访问,蓬皮杜住在比较好的宾馆里,总理住普通招待所,这是他一贯的作风。中午总理请我们在楼外楼饭店吃饭。吃完饭后,饭店的经理不要钱。我说:那不行,这是总理的习惯。经理就没怎么算账,让会计收了十块零一毛。总理一听太少,就又交了十块钱。下楼时,我有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问一个年轻服务员:这桌饭大概要多少钱?他说三十块钱差不多。回驻地的路上,总理说:你看他们这个作风就不好,怎么能不收钱呢?等于帮倒忙。我把仍少交十块钱的实情告诉总理后,他马上要我补上。我就拿十块钱交给接待处的同志,请他们转给楼外楼饭店。回到北京后,过了一个多月,收到楼外楼饭店写来的一封信,打开一看是给总理的,后面还附着账单,说总理能够这样严格要求自己,他们非常受教育。我跟总理汇报这件事时,他摘下眼镜,很认真地听,然后说了一句话:这就对了,不要搞特殊。

    在总理身边工作,我们曾总结出好几个“不准”。比如,不准以总理办公室的名义收取东西;不准请吃请喝;不准因为在总理身边工作而提前晋职、晋升;不准向地方索要东西;不准收人家礼品,也不能搞特殊化;不能因为在总理身边工作而盛气凌人,等等。

    赵　炜(周恩来、邓颖超秘书):总理办公室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比如不许领导迎送、不许陪餐宴请、不许吃高级菜、不许摆烟酒水果,等等。茶是他们自备的。到哪儿参观,不许封园闭店。凡是党中央、国务院规定的,总理都以身作则,严格执行,没有特殊和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