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王梓坤教授

日前，王梓坤教授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讲述30年来他对教育发展和教师地位变化的感受。本报记者王鹰摄

　　
　　■本报记者　张滢

　　79岁的王梓坤当了一辈子老师，和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感受到了做教师的辛劳，更体验了为人师的幸福。1984年12月9日，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王梓坤致电《北京晚报》记者，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尊师重教月活动，该月的1日定为全国教师节。翌日，《北京晚报》刊出了一条题为“王梓坤校长建议开展尊师重教月活动”的200多字的简讯，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金秋时节，来到北京师范大学乐育楼王梓坤教授的寓所，记者仿佛和这位机敏睿智又和蔼可亲的老人一起走进了20多年前的时间隧道。书房里的水泥地板、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式样的木制桌椅……除了书柜里陈设的照片和满眼的书籍，似乎并没有多少物品能向世人表明这位老人曾经留学海外，是中科院院士、我国概率论研究的先驱和主要领导者之一。作为一个立志当教师的人，王梓坤为尊师重教奔走过，也亲身见证、体验感受了30年来尊师重教的每一步发展。

　　“我一辈子的理想，就是当个老师。”一句朴素的自述，概括了王梓坤一生对教育事业的挚爱。

　　1929年，王梓坤生于江西省吉安县固江镇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早年丧父，家庭陷入困境，使王梓坤的求学之路变得异常艰辛。十余年磕磕绊绊，在小学、中学老师的帮助和鼓励下，这个穷人家的孩子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武汉大学数学系。老师们一次又一次的言传身教，在青年王梓坤的心中种下了倾慕教师、渴望成为教师的种子。

　　1952年，王梓坤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南开大学任教，终于实现了当一名人民教师的夙愿。在南开期间，他被选送前往前苏联莫斯科大学攻读研究生，主攻方向就是后来他做出开创性成就的概率论领域。

　　1984年，组织上准备安排王梓坤担任天津市副市长，并专门找他谈话征求他的意见，被他婉言谢绝。

　　“我只想做老师，我也不会做别的。”

　　王梓坤到北京师范大学工作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王梓坤回忆到：文革对教育的冲击很大。文革中，知识分子被看作是“臭老九”，教师的社会地位极低。令人欣慰的是，在邓小平同志“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要强调尊重教师”的大声疾呼下，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的不良风气得到了转变，教师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但是，地方各级各类行政部门对教育还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不重视教育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教师的待遇偏低。“身为大学校长，我每月的工资是120元，在当时来说算比较高的。高校年轻教师的收入不到我的三分之一，而中小学教师每月拿三四十元的情况很普遍。”在京郊调研时，王梓坤发现一些民办教师的生活异常清贫，只拿几元钱的工资却承担着和其他公办教师同样的教学任务。由于当时社会上存在一些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诸如“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之类的言论流传比较广泛，很少人愿意从事教师职业，对教师的侮辱性言论也比较多。1984年前后，有些地方更是出现了殴打教师的极端事件。

　　面对严峻的社会大环境，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王梓坤感到，教育工作者绝不能独善其身。“身为校长，不能光考虑怎样把本学校办好。学校不是独立的，只有教育的整体面貌得到改变，教师的整体地位得到提高，单个学校的面貌才能从根本上焕然一新。设立教师节，发挥教育的影响力，是改变教育整体面貌的必要举措。”

　　继1984年12月9日提出设立教师节的倡议之后，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12月15日，王梓坤邀请钟敬文、朱智贤、陶大镛等北师大知名教授一起召开座谈会，联名正式倡议设立教师节。当时的《北京日报》对这个事件进行了报道。

　　相隔仅仅一个月，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决议，将每年的9月10日定为“教师节”。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教师地位的提高和教师节的设立呼之欲出，我们的倡议与国家大势实际上不谋而合了。”国家设立了教师节，王梓坤很高兴。1985年9月10日，为了庆祝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个教师节，北京师范大学全体师生在西操场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主持仪式的王梓坤见到了一个令他至今说起来仍然激动不已的场景：“会场上，有4个学生，一人手里举起一个大大的方块字，组合起来是‘教师万岁’。我在主席台上，突然看到这4个大字，又惊喜，又振奋！”

　　王梓坤说到，1984年国庆时，北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打出的标语“小平你好”振奋了全国人民，“教师万岁”这鼓舞人心的4个大字，对教育界同样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它一方面表达了学生对老师的尊重，另一方面更向全社会大胆呼吁形成尊重教师的风气。”

　　2002年，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当年举大字的四个学生回来了3个。同样在老校长这间朴素的书房里，他们讲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原来，他们4个都是教育系的师范生，住在同一个宿舍。第一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他们非常兴奋，就想到了用这个办法表达自己的高兴心情。这是自发的行为，学校和系里事先完全不知情。

　　王梓坤回忆，从设立之初，党和国家就对教师节非常重视，许多领导同志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纷纷来到北师大等各级各类学校与师生共同庆祝。到第二个教师节时，全国的各个省份，差不多每一个比较大的城市都开始庆祝教师节，教师节逐渐成为国家各级各类部门为教育、教师办实事的重要指针。“对于广大教师来说，当年教师节时并没有什么物质上的奖励，主要是进行优秀教师的评选。老师们主要是感到当教师非常光荣，纯粹属于精神上的满足与自豪。”

　　谈及改革开放30年，王梓坤深切地感受到了30年来教育事业的突飞猛进，也亲身体验到包括自己在内的高校教师和学生的工作条件、学习条件，乃至生活条件都有了极大程度地改善，昔日挤住在筒子楼里的高校青年教师们搬进了花园式的住宅小区，工资收入也逐年提高。

　　对比今昔，王梓坤对教师节的意义再次予以高度评价：“教师节的设立提高了广大教师对职业身份的认同感，更增强了教师工作的意义感。对于师范生这个特殊的群体来说，教师节的设立激发了他们从事教师职业的积极性，也有更多的学生受到鼓舞，走上从教的道路。”王梓坤幸福地介绍，当年举大字的4个师范生全部从事的是教育领域的工作，有的在大学作教育研究，有的在地方基层教育部门工作，有的则当上了光荣的人民教师……

　　作为一个老教育工作者，王梓坤为尊师重教风气的形成而自豪，临别之际，殷殷寄语，希望国家能够更加关注师范教育，着重充实并提高中小学的师资力量，改善农村教育的办学条件和师资队伍。